【这简直是荒唐!这种方法和当年的禁闭室有什么区别。】院长在日志里这么写道。

福利院建立初期人数较多且不只是收养白化病的儿童，同时也面向战时因毒气导致的不可逆损伤的群体，或者没有经济能力治好自己病的人群。

它严格实行军事化管理，不难看出集中治疗的效果比想象中的好，但想要让病得到治疗的前提是绝对的服从性训练，一切都必须严格有序地按照规定进行。

这种执行性对士兵来说是家常便饭，但对普通人来说却无疑是折磨，所以这样的措施只在实行的前三个月内奏效，时间一长在病患中总有几个叛逆者带头引起骚动。

他们声称要誓死夺回人权，这种囚笼式的治疗和监禁没有本质的区别。

在这种背景下，福利院设立了禁闭室。

禁闭室之所以跟另一边的墙连通，也是以惩罚为目的。院长在日志中描述道：在高度的军事化措施下，被关进禁闭室的人会首先被人带走，但至于被关在什么地方并没人知道。

起初的禁闭室不是现在可以看到的通风口，而是从另外一堵暗门进去，里面的走道直接与病患的寝室连通，外面的人并不知道他们在睡前提及的同伴此时正隔着一堵墙听着他们的对话。再加上在那种幽暗且闭塞的环境中，强烈的孤独感很快就会击溃肇事者的心理防线，到最后以妥协做结。

然而规定是犯了错的人不会被原谅，在主的面前忏悔过后也意味着永久丧失被治愈的机会，被关入禁闭的人在长达半天的祷告后将在众人的注视下永久离开这里。

福利院的其他病患之所以对禁闭室产生畏惧，是因为几乎每个从这里出来的人，都会精神失常，他们无一例外地恐惧周围的一切，在跟人交流的过程中眼睛迅速向四周扫视，像旁边有什么污秽的东西，且多多少少会带点异食癖，比如把玻璃片往嘴里塞。

日志中间夹了一页院长的任职自述，内容如下：

【我的父亲曾在这里任职，在我还在上初中的时候，有一天我一向严肃且寡言的父亲给还在学校的我打了通电话，具体内容到现在我都还记得，他告诉我在那天傍晚带着家里那台连底座都烂掉了的相机过去。

“中午太阳晒，站在树荫下。”父亲最后补充道。

我向来很听父亲的话，那天我依照父亲说的完成了他交代给我的任务，尽管接近一天的车程让我感觉疲惫，可当我把相机放在父亲指定的草丛中时，我感受到一股很奇妙的成就感。

其实我没有马上回家，因为在我正离开的时候，从福利院里走出来几个人，最前面的两个人穿着白色大褂，他们抬着几个箱子，把它们运上车后又返回，中间没有任何交流。

接近一天的行程让我有些疲惫，

不久后父亲的死讯就被某人带进我们家里，他的遗物被装在一个小盒子里，里面有他的日常衣物和吃剩的几瓶哮喘药。那天我给他送过去的那台相机不在里面。

后来福利院停办了一段时间，也是那时候我才在报纸上看到父亲的真正死因。

福利院口中所说的重症医疗服务，实则是让病患主动充当药物研制的实验对象。而福利院的封闭措施是为了更好实施这类研究。被关在禁闭室的病患之所以出来之后精神失常，其中不乏有药物注射的原因。

因为福利院的规定是员工三年要进行一次轮换，父亲为了曝光这件事默默筹备了三年。最后也因这件事而死。其中最关键的一环，是让他的儿子把可以记录事情真相的相机送到指定地点。

但那个时候，父亲或许是担心我害怕，只平和而淡定地对他说：太阳晒，站在树荫下。】

福利院在停办整顿后，禁闭室因其反人性被停用，在之后的几十年里逐渐被人忘却，以至于后面在这里就职的员工压根没听过福利院里有什么禁闭室。

与此同时，在药物研究这件事过后的几十年，福利院里的医疗救治逐渐减少，设备也尽数被清空，等苔米来的时候这项措施就只剩下日常的祷告了。与其说是福利院，倒不如直接说是收容所妥当。

1992年，福利院接收了名叫苔米的孩子，和大多数因为负担不起医疗费只得被迫把孩子送到这里的情况相同，苔米的白化病经过几年的强效治疗依然毫无成效，不仅如此她的病已经影响到了现实生活，所依她的父母把她送到了福利院。

在这里她遇到了另一个女孩，妮可。

妮可是个性格非常古怪的孩子。

先天性视力障碍使她其中一只眸子呈烟雾白，另一只眼睛也只能勉强能看到五米内的物体。

除了苔米，她很少跟福利院的小孩说话。

而除了不愿意跟其他人接触外，妮可的性格并不内向，相反她却是福利院最爱往外跑的孩子。

【在福利院里我最对不起的孩子就是妮可】

院长在日志中写道。